演員

2025年10月5日，張駿生日。他坐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草地上拍了一支Vlog：陽光很好，身後草坪坐滿人。他說：「此時此刻，坐在這個地方、坐在這個草地上面，就是我想要的。非常簡單，但又非常困難。」幾個月前，他還在國內節目舞台上，以「破碎男」的犀利點評與那句「父權制是一種核彈，它炸了以後，每個人體內都有輻射」引發討論，再度破圈；熱度未散，他卻選擇把人生鏡頭轉向另一個場景——去哥倫比亞大學念應用分析研究生，重新過一種更「具體」的生活。

外界很容易把這個決定解讀為「退出」。但把時間拉長，張駿的路徑更像反覆折返：學術、舞台、再回學術；離開、又靠近。2021年他登上《脫口秀大會》時，第一個被記住的段子便談到「博士」——家人對他讀博的期待，那時他正在美國聖母大學念博一。之後他選擇放棄學業、專心做脫口秀；前兩年參加綜藝並未完全出圈，直到2025年的節目播出，他才真正被更多人看見。當所有人以為他會順勢加速、擴大商演與舞台版圖，他反倒把自己放回課表與搬家清單：找房、看地圖、算租金、辦出國手續——那些不浪漫的瑣碎，成了他此刻最想面對的現實。

張駿表示，「我看的時候就喜歡，講的時候也喜歡，然後就一直做。」談到為什麼做脫口秀，他的回答簡單直接。這種直接，放在他早年跑開放麥的日子裡尤其清楚：那時做脫口秀沒有穩定正回饋，也看不到結果，「不掙錢」，甚至像一種徒勞。但他仍會坐一個小時地鐵去演出，「它吸引了我，然後我被選中了。」他說自己無法拒絕站上舞台，把腦中創作變成現場的笑聲與沉默；也正因如此，他至今仍保留「上台前緊張」的習慣。

張駿表認為，「其實到現在我每次上台都很緊張，因為這種緊張是好的。」他不想把演出做成老生常談，不想讓自己在開口之前就失去新鮮感。他提到自己最近在看《絕望寫手》：一位演了一輩子的老牌脫口秀女演員，因人生契機不得不重新寫專場、重新巡演，對方說巡演讓她興奮；他也同樣迷戀那種「不穩當」——因為不穩當才逼人重新創造。

這份對「新」的追求，也體現在他寫段子的方式裡。張駿不把創作想成靈光乍現的浪漫，而更像長時間的醞釀：「我的段子從第一句話開始寫到完成，一年多是個合理週期。」他舉例「學歷崇拜」：最初可能30分鐘就寫出雛形，但真正完成，卻是在一年多的反覆推敲、延伸與重新命名之後，最後又捋出「知識不耐受」的角度。修改流程在他口中像海浪：「覆蓋過去，然後回來刪掉，重新寫，再刪掉，再重新寫，最後內容就出來了。」在他看來，段子要好笑，但不能只剩好笑；笑點只是入口，抵達某種看法才是目的。

因此，他對「真實世界」有一種近乎固執的依賴。他說創作者需要看世界，而不是只看手機；否則只能做「互聯網觀察員」觀察別人怎麼看互聯網，再對此發表觀察。「五六十歲的人來聽我的脫口秀，他們不上網，或者上的網和我上的不一樣，他們可能就聽不懂。」他不希望觀眾聽不懂，他希望全年齡層都能跟得上、都能開心。這個願望背後，是他對語境斷裂的警覺：如果段子只能在同溫層裡成立，傳播或許很快，但生命力可能很短。

諷刺的是，節目之後，張駿反而更活躍在社交媒體上。他在美國發Vlog，節奏漂亮、細節豐富，情緒卻難以被一句話概括：淡淡的喜感裡裹著某種認真。他在「期末Vlog」裡說：在哪個城市生活都會變得無聊，他只是努力把無聊「變得好笑、好玩一點」；但生活歸根結底就是無聊，會一直無聊下去。Vlog要求創作者把生活過得不一樣，可真實情況是，他的生活和別人一樣，「一模一樣」。

這段話像一把鑰匙，打開他對網路與多巴胺的態度：他承認自己也會用碎片時間刷手機、在不同平台切換，但不知道在找什麼，可能只是找下一個刺激點，「到最後已經筋疲力盡」。他形容手機把腦子攪成一團糨糊，所以要儘量避免；甚至說自己現在不太坐高鐵，會坐飛機因為飛機上沒有網路，他就只能刪照片。這不是炫耀自律，更像一種自我保護：把注意力從無止境的資訊流奪回來，留給創作、留給觀看世界的能力。

談到行業訓練，他也很坦率：「我們沒有人經過任何訓練。」他說在2020或2021年之前，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脫口秀「該怎麼做」，也缺少系統方法論；更多靠上台後的現場反應：你是否好笑，你的節奏、語氣、觀察是否成立，然後你就出名粗暴但直接。節目時代到來後，脫口秀更像一場微妙的「競選」：觀眾用笑聲投票，演員為某些群體發聲，獲得選票與流量。但他也強調不能純發聲，否則就失去好笑；在「安全且流量大」的已知路徑下，還能踏實創作的人，值得敬佩。

面對標籤，他完成了一次從「受制於人」到「把權利收回」的轉身。過去他害怕被貼標籤：喜歡的標籤讓他開心，不喜歡的讓他難受；後來他意識到，這等於把自己情緒的評判權交給別人。「你對我的認知只是你的想法，你對我的評價不會告訴我我是誰，但會告訴我你是誰。」至於「破碎男」段子引發的巨大討論，他把原因歸結得很乾脆：因為切中了某些東西。「如果它是極其愚蠢的言論，大家都不會理；但如果真的切中，就會大流行。」他說自己從來不看評論不是傲慢，而是避免被討論牽著走。

當壓力變大時，他的解法仍是回到線下。「線下的觀眾會治癒我。」他描述一種更腳踏實地的充盈：把每場演出的細節弄好，獲得觀眾即時的正回饋，心就會被填滿。他也開始真正「看見」數字背後的人：50多歲離婚的阿姨、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兒子、中年男士一個人走進劇場……他對這些觀眾好奇，並把「保持對他人的好奇心」視為創作者的本能。因為人一旦只剩數字，喜劇就會只剩算法。

於是，當他在掌聲最熱時決定去紐約，這個選擇反而變得可理解：他不是要離開舞台，而是把自己重新放進更大的世界裡逼自己看更真實、更具體的恐怖與美好。找房、看租金、在地圖上標記生活半徑，這些「落實」讓抽象焦慮變成可以處理的問題；而問題一旦具體，就不再只是恐懼，也可能成為段子、成為世界觀、成為新的語境。

張駿說，「我期待紐約能給我很多靈感，讓我有不一樣的世界觀，也希望我可以在那裡找到內心的平靜。」張駿的期待聽起來像一句標準答案，但放在他的創作邏輯裡，它其實是一種方法：去陌生處生活，讓自己重新緊張；離開手機的糨糊，回到真實世界的觸感；在無聊中提煉幽默，在幽默裡保留嚴肅。

他不是退出，只是在下一次上台之前，先把自己帶去更遠的地方，重新被世界選中。